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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士们的怪癖,竹林七贤个个都有怪癖

发布时间:2017-09-02 21:28:40 来源:中国历史故事网 点击:
  名士当然得有怪癖,没有怪癖的名士总觉得像是缺了些什么,不真实,不亲切...总之,名士就得有怪癖。
  
  作为名士,竹林七贤个个都有怪癖。
  
  刘伶出去游玩,总让随从背一把铁锹,跟人家说,我要是死了,你就随便挖个坑把我埋了吧。这要换到现代,就是你坐地铁公交的时候,捧着自己的骨灰盒跟朋友说,我要是猝死了,麻烦你拿火把我就地给烧了吧!这等气魄,寻常人及不上——名士!
  
  阮籍也喜欢出游,不过胆子小了不少。顶多就是坐着牛车,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,没路了就下来哭一场,以为“时无英雄,令竖子成名”。其实他那个时代的英雄多了去,只是阮籍不以他们为英雄,也不敢以他们为英雄。
  
  阮籍生于东汉建安十五年(公元210年),卒于曹魏景元四年(公元263年),正是三国争雄的时候。北方曹魏,江东孙吴,蜀地刘汉,哪里没有英雄?但乱世天下,也是多事之秋。
  
  单就曹魏来说,建安二十四年(公元219年),曹丕受献帝禅让,代汉称帝;正始十年(公元249年),司马懿与长子司马师、次子司马昭发动高平陵事变,诛杀以权臣曹爽为首的诸多名士,大权渐归司马氏;嘉平六年(公元254年),司马师杀夏侯淳等人,又废曹芳为齐王,改迎高贵乡公曹髦为帝;景元元年(公元260年),曹髦因不满司马氏的专权,谋划宫廷政变,事败被杀;景元三年(公元262年),阮籍的好友,同为名士的嵇康被司马昭所杀;景元四年(公元263年),曹魏以司马昭为相国,进爵为公,加九锡——这是要做皇帝的节奏,好在这一年,阮籍去世了。
  
  纵观阮籍一生,虽然与曹家、司马家都有旧交情(他爹阮瑀原是曹操门下,与司马懿的关系也不错),但政治这玩意儿,谈不上什么交情。高平陵事变中的何晏,与司马师也曾是交情匪浅的好友,说翻脸就翻脸,同样被夷了三族。所以阮籍心里没什么安全感,总想着消极避祸。只是内心压抑久了,总归需要一些宣泄的方式。
  
  驱车漫行,穷途而哭;终日饮酒醉卧邻家妇侧;母丧期喝酒吃肉....这些都是宣泄。不是没人注意到他写咏怀诗的忧伤与抑郁,也不是没人注意到他写《大人先生传》时的讽刺与激愤——这些也是宣泄,但当集体普遍处于思想压抑的境地,并无法做出有效的反抗时,行为的奔放,是纾解内心信仰与现实冲突而导致崩溃的最好方式。
  
  当时的人普遍压抑,所以阮籍就成了落落不拘礼法,为天下人称道的真名士。他的“怪”,也成了争相效仿的行为。
  
  阮籍的侄儿,同为竹林七贤的阮咸就是他的簇拥者。
  
  阮家同族而居,住北边儿的有钱,南边儿的,譬如阮籍、阮咸,都穷。七月七日,按俗晒衣服,北边儿都晒绫罗绸缎,阮咸觉得人家是在炫富,不乐意了,用竹竿撑着自己的大裤衩晾在院子里。人家看他院子里破裤子飘飘,就问他在干嘛,阮咸说,没能免俗,也晒晒呗!一看就是赌气的话。
  
  阮咸特立独行的事可不少。
  
  有一回,阮家人聚在一起喝酒,阮咸也在。喝到兴头上,把酒杯撤下去,用大盆装着喝。哪里知道酒香味太浓,把猪引了过来。阮咸一看,兴奋了,凑过去和猪共饮。这件事大家都觉得他放达,唯有阮籍看不上,大约是看出了阮咸的“装”。但阮咸不是亲儿子,所以阮籍不怎么管。自己儿子要学的时候,阮籍赶紧阻止了——家里已经有了个仲容(阮咸),你就不必学了。
  
  这跟嵇康对自己儿子一模一样。嵇康向来以蔑视礼法闻名,嵇绍却刚好相反,八王之乱时为了保护傻子皇帝而死,成了忠臣——这不是托孤的山涛教得好,而是嵇康的愿望。他在《家诫》里跟嵇绍讲的,几乎都是儒家那一套君子做法。
  
  嵇、阮两人看似开魏晋名士风流之先河,尤其是阮籍,人们多认为他开魏晋放诞之风,但其实这两人骨子里仍然师儒,越名教不拘礼法,只是不得不为之的表象。可惜后来懂的人不多,学也只学了皮毛,以为不谈俗务,饮酒清谈,再加上那么一两项不同于常人的怪癖,即为名士了。?
  
  这一点东晋尤甚。
  
  阮咸的儿子阮孚,当时人都认为他是名士。避乱渡江后,一路官运亨通,从安东参军做到了吏部尚书,还赐爵南安县侯。即便后来王导觉得他性情疏狂,把他外放,也是都督交、广、宁三州军事、镇南将军、领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假节——这么多头衔,看其本传,除了爱好饮酒、收集鞋子,不问世事外,好像什么也没做。
  
  不管,人家是名士!
  
  相比起来,劝阮孚为朝廷做一份实实在在贡献的温峤,就不够名士了。别说后世知道他的不多,在当时,人家臧否人物的时候,也认为温峤是第二流的人物。温峤常常觉得很惆怅。
  
  温峤这个人,非常有意思。
  
  他还没发达的时候,很喜欢赌钱,不过一直不走赌运,老是输。输光了就在船里叫庾亮:“快来赎我”!庾亮是皇后的哥哥,有钱,但也不经这样花销。遇上温峤,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。
  
  温峤不光算计朋友,还算计自己姑妈。那时他刚死了媳妇儿,赶上他姑妈嫁女儿,让他帮忙打听打听有没有好人家。温峤自己想娶,就装模做样的说,有个才俊,人品家世都不输给我。他姑妈特别高兴,说乱世当下,能嫁出去就不错了,还和你不相上下,那算是高攀啦!于是高高兴兴地把女儿嫁过来了。
  
  温峤嘴皮子厉害。
  
  东晋南渡之初,朝廷艰难,晋元帝司马睿能力又不行,多亏琅琊王氏帮忙。但司马睿是个糊涂皇帝,眼见王氏兄弟安定了江东豪杰,觉得人家要夺自己的江山了。人道是用过就弃,他是还没用完就要弃,疑心一上来,赶紧疏远了王导,惹火了王导的族兄王敦。王敦从小就是个暴脾气,一时没忍住,起兵了。
  
  经历了晋惠帝那个白痴皇帝和八王之乱后,当时朝中臣子也没那么坚决,说一定要拥护皇帝。很多人都在观望,也有人明目张胆地支持王敦。温峤是公开的朝廷党,王敦觉得他太伶俐,就把他叫到自己府里,安了个左司马的职位,方便监视。
  
  作为一个真心实意拥护朝廷的人,温峤开始还苦口婆心地劝王敦。后来发现王敦已经破罐破摔,立定心意要和朝廷对抗到底,他也就不劝了——吃力不讨好的事儿,温峤又不傻,转而假装和王敦的心腹钱凤结交。
  
  不过,身在曹营心在汉,时间久了也会露马脚。?
  
  太宁二年(公元324年),原为丹阳尹的刘隗出奔石勒。温峤对王敦说,这个丹阳尹是京城的长官,责任重大,您得让一个自己放心的人坐这个位置,不能让朝廷抢先了,不然不好控制。王敦很高兴,问他有没有推荐的人。温峤推荐钱凤,钱凤礼尚往来,也推荐温峤。温峤假惺惺地推辞不肯,越推辞王敦越觉得他合适,于是坚持让他做了丹阳尹。钱凤也不傻,这时已经有点起疑了,觉得温峤这小子不对劲。温峤机警的名声也不是白来的,早料到了钱凤的担忧,于是在告别宴上,借酒装疯,不光把钱凤的帽子打了下来,还对他发了一通脾气,羞辱钱凤“是个什么东西”。温峤走后,钱凤跟王敦说这小子信不得,王敦以为钱凤还因为昨天的事耿耿于怀,没信。结果温峤一到建康,就把王敦卖了个彻底,气得王敦下令要生擒温峤,抓到后亲自把他的舌头拔出来。
  
  不过王敦没等到拔温峤舌头那天就去世了。平乱后,温峤因功被封建宁县开国公,赐绢五千四百匹,进号前将军。
  
  后来温峤又做了不少事。献治国之策,奏报军国要务,劝农耕,要求不在前线的官兵,都要耕田,精简机构官员等等,都非常务实。咸和二年(公元327年)苏峻之乱的时候,温峤支撑大局,化解了庾亮、陶侃之间的矛盾,即便粮草用光也坚决不避让,还亲自写文激励将士,“声气激扬,流涕覆面”。最后叛乱得以平定,不得不说,温峤的功劳最大。
  
  然而这样的人,当时被评为第二等名流,身后也不显名。仔细想来,大约是因为温峤无癖,硬要说有什么沉溺其中的爱好,可能就是中规中矩的忠君爱国了。这算什么!
  
  因此温峤做不了一等一的名士。
  
  魏晋时候的名士是什么样呢?大概就像东晋末年王恭所讽刺的那样,“名士不必须奇才。但使常得无事,痛饮酒,熟读离骚,便可称名士”——
  
  非是名士有怪癖,而是将有怪癖、不讲究实务的人称为名士。当天下皆以此为风气,说多做少的时候,于家国百姓而言,又有什么用处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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